一具沉尸在新疆石河子公安局坏掉的冰柜里，已经静静地躺了九年了，不平静的却是这些年来亲人为其讨说法而四处奔走的脚步。

时任新疆石河子园林公司经理的尹淑新，只因一个算不上事故的“交通事故”——两自行车相撞，一人逃逸，目击者打110报警，石河子市西三路派出所民警王健等三人将尹淑新扶到该所里“醒酒”，这一去就再也没有回来。

尹淑新的姐姐尹淑玲清楚记得，1998年4月27日，她接到西三路派出所的通知，赶到派出所时，一位领导告诉她，“你弟弟出事了，昨晚七点多，他酒后骑自行车与另一辆自行车相撞，我们把他扶到所里醒酒，没想到今天早晨九半接班时发现他死了。尸体在公安局的冰箱里”。

尹淑玲和母亲刘桂英不敢相信眼前的事实，心里顿生疑问：尹淑新非正常死亡，为什么不保护现场，不通知家人，而是直接将尸体放入冰箱里呢？难道派出所的民警不知道保护现场吗？

尹淑玲来到停尸房，看到弟弟的脸上、鼻子上有未被擦干的血迹，脖子上有一道道青紫痕迹，更对值班民警产生怀疑：人伤得这么严重，为什么不送医院？这一夜到底发生了什么？一个谜团重重的压在尹家人的心头，他们决定为尹淑新的死讨个说法。

被以“醒酒”为由带入派出所的尹淑新，14多个小时里值班民警没有验明其身份并通知家人，又没有采取任何救护措施，尹淑新的妻子认为值班民警玩忽职守，责任不可推卸，一纸诉状将西三路派出所三位民警诉至石河子检察院，然而检察院以“三名民警没有犯罪事实”为由，做出不立案决定。

可是尹淑玲和她的母亲刘桂英认为派出所非法拘禁，暴力导致尹淑新死亡。尹淑玲对笔者说：“派出所不是医院，人死在这里极不正常，派出所应该负有直接责任。况且弟弟身上的伤那么严重，我们想知道那一晚究竟发生了什么！”

1998年5月19日，石河子市法医检验中心对尹淑新的尸体鉴定为“根据右颞顶部头皮下的血肿分析，符合在钝器外力作用下形成（平面钝物）。严重的头颅脑损伤死亡，导致脑疝死亡”。尹家请来奎屯法医到了停尸现场，石河子检察院却不给委托书，排斥在外。

结论似乎符合逻辑，然而尹淑玲提供的一份奎屯司法局律师出具的询问笔录，该笔录提及柴道看在派出所看见尹淑新带着手铐蓬头垢面地坐在墙角。尹淑玲告诉笔者：“1998年6月，我随石河子两名检察官找到柴道看，两名检察官与他谈了一个多小时。就在即将“揭案”时，所有的案卷被检察院法纪科科长王荐强行拿走，而了解案情的两名同志全部调离法纪科。此后石河子市检察院对尹淑新之死不再受理。

九年来尹淑玲和她的母亲刘桂英多次奔走于新疆自治区人大、新疆自治区人民检察院和政法委各部门。各单位答复大致相同：“在家等着，我们分类后会通知你的”。

2000年8月24日，尹淑玲第一次到北京上访，回单位后，单位领导开会时便批评、指责、警告。尹淑玲告诉笔者：“我妈刘桂英经常到市里找领导，他们不但不解决，反而说我妈是‘法轮功’，市检察院的王荐说我神经不正常，市信访局一名姓蒋的女工作人员把我妈骗到看守所拘留两次，没有任何手续。第二次我妈回来说，她差点没死在看守所里……”

提起尹淑新之死，石河子市园林公司司机杨富民至今心情悲愤，难忘尹淑新躺在西三路派出所留置室的一幕：“1998年4月27日早晨，西三路派出所令健打电话叫我到派出所去一趟，到了派出所，令健问我：‘你认识这人吗？’我一看不好，这是我们的经理啊，他怎么死在这里了？于是我告诉与我同去的园林处生产科科长：‘你看着，不能让他们乱动，我去接处长，十五分钟后到。’当我接回处长，派出所留置室已经没有尹淑新尸体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张单人床，并有派出所的人在‘值班’。我们的经理死的冤啊！如果派出所的人心里没‘鬼’，怎么不保护现场？……”

一个34岁很有前途的部队转业干部，还没有见到自己的孩子（当时妻子已怀孕），就带着牵挂与遗憾永远的离开了这个世界！

石河子市检察院出具的法医签定，尹淑新尸体伤痕累累，多达十四处：头颅右颞顶部有4×3cm大小头皮下血肿，右顶颞骨有一线形骨折长9cm，据开颅骨见颞顶部有一处9×8×3cm大小硬膜下血肿，右颞顶颞部有13×9cm硬膜下血肿，蛛网膜下腔广泛出血，左颞叶有三处挫裂伤，大小为1×1cm、1.5×1cm，右颅中窝线形骨折，两肺淤血、肾淤血……

两自行车相撞，会将一个人的头颅“摔”出那么多处骨折，身体会“摔”出如此多处内伤？笔者相信这是没有任何科学根据的。与尹淑新头颅一样“脆弱”的是法医“签定”出来的死亡原因——尹淑新死的不能不令人质疑！

石河子市公安局110每日警讯（98第12号）摘抄件清楚的记载4月26日19时11分，豫剧团对面付斌报称：“两自行车相撞受伤而发生纠纷，请人来处理。”指令西三路派出所王健等三人5分钟赶到现场，经查是一名醉酒者从自行车摔下，身上有伤，围观群众数人，把醉酒者扶到派出所休息，27日9时15分，西三路派出所令健报，昨晚一点钟由于醉酒者未醒，让其在派出所休息，结果早晨发现人死亡。

那么派出所民警明知尹淑新身体“有伤”的情况下，不送医院，反而将其滞留在派出所隔离室里，究竟意欲何为？那一夜究竟发生了什么？恐怕只有尹淑新和那三名民警最清楚。尹淑新是永远不会开口说话了，我们也不能凭借推理来判断。况且尹淑新的沉尸长期躺在石河子公安局坏掉的冰柜里，对死者、对家属、对公安局都是个问题，那么只有司法机关立案侦察，还事实一个真“魂”，使尹淑新的真正死因浮出水面，才能给死者亲人及关心此事件的社会公众一个交待，使犯罪分子得到法律的制裁，使司法公正得以体现。

众人期待着……         

然而，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东吴镇平塘村370亩可耕地被东吴镇政府划为“待置换用地”。今年1月21日，未经村民大会授权同意，平塘村村委会擅自与东吴镇政府签订了开发征用这块土地的协议，并强行禁止村民耕种，将此地抛荒一年有余。

国土资源部《关于浙江省开发区（园区）审核中涉及待置换用地等问题的函》中明确指出：……从总体上看，划定待置换用地总规模以及拟保留开发区（园区）内包含的待置换用地规模偏大。从统筹各类用地和严格控制开发区（园区）用地规模、加强和规范开发区（园区）管理出发，浙江省应采取有效措施，控制待置换用地总规模，核减有关开发区（园区）面积及其中包含的待置换用地面积。特别是对部分开发区（园区）在国家和省人民政府批准面积之外自行扩大规模的，对自行扩大部分应一律予以核减。

平塘村这370亩“待置换用地”是否国家批准或浙江省人民政府批准，是否东吴镇政府自行扩大，属于应核减的部分，鄞州区国土局的同志没有明确答复，笔者也不得而知。然而在这场“跑马圈地”的背后，东吴镇政府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

今年1月21日签订的协议，8月8日笔者到平塘村调查， 9日下午东吴镇政府才将征地手续报至鄞州区国土局。该镇凌副镇长说：“没有批准之前，不可能让农民耕种，否则我们的损失更大。”言语之间早已忘记现行土地的合法使用者农民的损失有多大——这块亩产1600多斤水稻的土地被闲置了一年！

国家颁发给农民30年不变的土地承包合同竟然被东吴镇政府视为一张废纸！如同“跑马圈地”，370亩可耕地镇被政府未批先占，对农民未曾有分文补偿。

农民的担心并非多余：“如果此征地手续一旦被批下来，镇政府只会给我们少得可怜的征地补偿款，把我们30年唾手可得的收入强行夺走！土地置换成功，就意味着把我们手中的好地置换给了别人。这样不但不能使我们致富，还会使我们致贫……”

据鄞州区国土局一位知情人透露，平塘村这370亩待置换用地是与丽水地区置换的，一亩地要送给丽水有关方面5万元，人家还不满意，要回扣、还要高档轿车……

显而易见，这块“待置换用地”已经成了滋生腐败的温床！

电话采访中，浙江省国土资源厅一位同志告诉笔者，“待置换用地”是指导用地的一种创新概念，是一种建设规划的概念。地方政府有权规划、编制待置换用地，但不一定批准使用，要根据实际情况。如果搞建设，必须经过国土部门批准。开发区没有经过批准的必须核减；自行扩大国家级、省级开发区的，那么自行扩大部分一定要清理。征地过程中涉及农民利益的，如未批先占、未补先占，那么省国土资源厅一定严厉查处。

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是维护农村稳定，促进农业发展的基本前提。目前，大规模的土地风暴正席卷着全国各地土地违法行为，国土资源部执法监察局已经对严重土地违法案件进行直接查处。一些地方政府竟然置党的“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的政治承诺于不顾 ，置国家的相关法律法规于不顾，置农民的切身利益于不顾，为政绩、谋形象、与民争利，花样翻新地大搞“圈地运动”，客观上助长了土地资源的浪费，严重破坏了国家土地政策，侵害了农民的根本利益。这无疑是与社会的和谐稳定背道而驰的。

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霞阳村“集体建设用地产权纠纷”一案，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已于7月28日向该案原告送达了《行政裁定书》，裁定驳回四位原告的起诉。理由是：在本案中，许万年等四人不是讼争土地的经营和管理者，亦未经全体村民或者村委会授权，无权就讼争土地提起行政诉讼，其作为本案的原告主体不适合。许万年等四人不服裁定，按规定已于8月7日向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见www.rmzg.com.cn特别报道：确权土地岂是“唐僧肉”）

福建省高院已经受理，但至今未开庭。然而近日，海沧区管委会于已经在诉争土地上开始施工。

“唐僧肉”被“蒸”，究竟是谁之痛？

农民之痛：农民眼巴巴地看着挖掘机、推土机“强盗”似的在自己命根子一样的土地上轰鸣作业，无异于切肤之痛。

公权之痛：公权先是将此讼争土地批给农民做建设用地，而后又任其下级部门强行夺回——无异于自己抽自己的嘴巴！痛了还强颜欢笑？

舆论之痛：舆论作为监督的工具，为了正义声嘶力竭，而相关部门却任其“自说自话”，权当“耳边风”。

法律之痛：讼争土地还没有被裁定最后归属，就已被强权掠夺侵占——法律被某些部门、某些人公然挑战。

   强权与生存博弈，谁是赢家？

农民输了吗？强权赢了吗？

这场强权与生存的博弈中，大家都损失惨痛：确权土地被强权掠夺，农民失去了生存之本，农民“输”得壮烈！ 强行侵占农民的确权土地难免损失颜面——强权“赢”得苟且！

2002年12月2日，发生在新疆石河子市的一起非法使用阻车带导致一辆北京121箱式货车翻车失火事故，车上三人，两人受伤，一人下落不明。然而事发后第四天，一具烧焦的残尸惊现于车内！

几年来，死者代建军的妹妹代新红为哥哥的惨死奔走于各相关部门。经工人日报、都市消费晨报等媒体报道，在死者家属的强烈要求下， 2004年6月，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莫索湾垦区人民检察院以行为人赵修建（拉开阻车带之人）“过失致人死亡罪”提起公诉。莫索湾垦区人民法院对此案的判决中，因“石河子市公安局技术鉴定部门，无法鉴定出代建军的死亡原因，即无法证明代建军是在车侧翻后起火燃烧烧死的”，认定代建军死亡原因证据不足，而判决被公诉人赵修建无罪。但代新红认为制造事故的行为主体是新疆建设兵团148团场派出所，并不是赵修建个人行为。

一场博弈以新疆兵团148团场四十万巨资赔偿告一段落。

令人质疑的是，法院判决中“无法证明代建军是在车侧翻后起火燃烧烧死”；而协议中却让代家人完全接受“代建军死于148团场非法使用扎胎器导致代所驾车倾覆着火，代被烧死在车内这一死亡结果的认定结论”。

 冷眼观之，前者是为“替罪羊”赵修建开脱罪责，“替罪羊”无罪，“羊群”（148团场派出所）自然无罪？而后者，让死者家属认定死者就是 “车倾覆着火被烧死”，且火化尸体，不再上访，才赔偿四十万元——以巨资掩盖罪恶，然而欲盖弥彰。

一个简单的案件，就这样在个别权势人员的操纵下翻手为云，覆手为雨！那么受伤害的仅仅是死者一家吗？——法律遭至了猥獬，公理遭到了践踏！

    事件的见证人夏琦、张银保均看见代建军确实从燃烧的车里逃了出来并被七、八个警察追赶。但发生车祸的四天后代建军被烧的残尸却如同长了翅膀一样“飞”回了车里。常人都可以判断是一场凶杀，难道真如网友所说，相关司法机关是弱智还是三岁孩子？人证、物证，证据确凿，却要大赦相关责任人无罪？！

    人们不愿看到罪恶在阳光下叫嚣，正义在风雨中呐喊，法治在泪眼中模糊，天平在公权中倾斜！法网恢恢，疏而不漏。代新红一家人期待新疆兵团有关部门彻查这起惊人的阻车、杀人、焚尸案，严惩相关责任人以正国法。

相关图片：

阻车事故四天后，被烧毁的车内惊现用土掩埋着的代建军的尸体,此为齐齐而断的腿骨。

被烧焦的代建军的残尸

代建军被“烧断”的左腿



都市消费报：一个司机凌晨的蹊跷死亡

关于代建军的死亡处理协议

相关文章：

一个农工的离奇死亡

http://www.grrb.com.cn/news/news_detail.asp?news_id=184705&type_id=0

四十万“买断”棉农生命还是掩盖事实真相？

http://www.rmzg.com.cn/mcontent.asp?id=566

案件回放：2002年12月2日凌晨，新疆石河子辖区由南向北的石莫公路S204省道旁，发生了一起非法使用阻车带导致一辆北京121箱式货车翻车失火事故。事发后，经石河子市交警支队勘查，车已严重烧毁，车上张银保和夏绮两人受伤，代建军下落不明。张银保和夏绮两人均看见代建军第一个从车上跳下来跑掉了。但代家人及亲戚朋友寻遍了车内及现场附近戈壁滩，却不见踪影。然而四天后的12月6日清晨，烧毁的汽车被人挪动了位置，被阻车带扎满窟窿的轮胎不翼而飞！车内竟离奇地出现了被烧焦的代建军的尸体——确切地说是尸块！其妹代新红断言：哥哥并非车祸中死亡，而是被害死，分尸、焚尸后移尸到车内！

“替罪羊”无罪，罪在何人？

2002年12月3日，石河子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勘查未发现尸体，勘查记录显示：当事人及亲属未找到。而事实上，代家人也一直在现场寻找失踪的代建军。在此期间，交警队警员也来查找代建军的下落，同样没有线索。12月6日早上，代新红发现一直空空如也的驾驶室内新埋了一堆土，上前用手一扒，露出半个头颅，直觉告诉她是已失踪四天的哥哥。于是派人保护现场并向相关部门报案，直到晚上6：30分左右，石河子市公安局莫索湾分局有关人员来到现场勘查。刑警队长赵卫华用一根红柳棍拔了拔驾驶室内的土：“哟，这就是个人头，人咋又回来了？这事闹大了！” 12月11日，石河子公安局派人到现场勘查，经鉴定死者正是代建军：右侧颅骨缺失、右侧皮肤软组织缺失、右上肢及两下肢缺失。代家人把代建军残余的尸块运回家，买了一个大冰柜，冷冻起来，以便相关部门复查。

几年来，代新红奔走于各相关部门反映情况，要求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在此期间，148团场同意赔偿，赔偿金额由7万、16万到30万，皆因代家要求严惩相关责任人后再火化遗体而协议未果。

2004年6月，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莫索湾垦区人民检察院以行为人赵修建（拉开阻车带之人）“过失致人死亡”为由提起公诉。莫索湾垦区人民法院于2004年12月23日（2004）莫刑初字第34号刑事判决中，因“石河子市公安局技术鉴定部门，无法鉴定出代建军的死亡原因，即无法证明代建军是在车侧翻后起火燃烧烧死的。”认定代建军死亡原因证据不足，而判决被公诉人赵修建无罪。

 庭审结束时，代新红大声申辩：“我哥哥不是当场死亡，他及时跳车了。赵修建只是造成翻车的责任人，他不能对我哥哥的死负全责。”代新红认为，制造事故的行为主体是新疆建设兵团148团场派出所，而非赵个人行为。无疑，赵修建做了“替罪羊”。

2005年1月25日，新疆石河子市公安局刑事科学技术鉴定书中显示：代建军是生前烧死。稍有一点常识的人都会知道，如果真是烧死的，烧到炭化，怎会齐刷刷地烧断腿？缺失的肢体又哪里去了？ 

代建军被烧的左腿

 甘愿领“罪”，巨资“买断”上访权？

一个鲜活的生命离奇地变成了一堆焦糊的尸块，留给亲人的自然是难以承载的悲痛欲绝。代新红凭着血浓于水的手足之情，凭着追溯真相、惩治犯罪的决心，几年来为哥哥代建军的惨死冤情奔走于各相关部门。在全国人大、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新疆人大等部门的干预及媒体舆论的压力下，148团于2005年12月27日与代家签定了一份《关于代建军死亡事故处理协议》。

 值得一提的是，此协议中第一条：乙方完全接受代建军是被148兵团保卫科工作人员在执行护秋任务时，非法使用扎胎器使代所驾车倾覆着火，代建军被烧死在车内这一死因认定结论——与（2004）莫刑初字第34号刑事判决中“无法证明代建军是在车侧翻后起火燃烧烧死”而判赵修建无罪的原因正相反！不知是何原因，148团自愿领“罪”！第四条又规定，协议生效后，代家人不许就此事上访——这一条就更违背了我国宪法的相关规定。

整个协议，无非就是148团以四十万巨资交换代建军的尸体、捂住代家人的嘴巴！

代家人含泪在协议上签了字，一个命案暂时告一段落。为了替哥哥惨死的冤魂讨回公道，代新红偷偷地留下了代建军的内脏及牙齿。她早已痛下决心：一定要让犯罪分子得到法律的制裁！

 笔者在走访中了解到，事故发生在一个垄断的背景下：新疆兵团规定，棉农所种的棉花必须交给兵团，而当时国家棉花销售早已放开。鉴于兵团内部收购的价格极其低廉的状况，一些棉农在交够了“任务”后，即把余下的棉花卖到其他地方而多攥些钱来养家糊口。代建军、张银保、夏绮三人便是在往外面运送棉花的途中，遭到148团非法使用了阻车带而发生的惨剧。

代建军的死给太多人的心灵留下了阴影，而活下来的两个同伴却也生活在窘境之中。张银保只得到四千元医疗费，相关部门和148团场多次警告张银保“关于那天的事不要乱说”。

夏绮被鉴定为七级伤残，虽然已补偿七万元，但花费早已远远超过这个数字。心灵的创伤与身体的创伤一样始终未能治愈。

夏琦向记者讲述车祸情况，仍心有余悸。

编者手记： 谁在掩盖事实真相？

 纵观有关部门对案件处理的情况，我们不能不怀疑有一双无形的黑手刻意掩盖着代建军之死的真相。历时三年多，在新疆自治区相关部门的督促下，2005年1月25日石河子市公安局终于出台了一份《刑事科学技术鉴定书》，分析意见为“代建军系生前烧死”。可以这样说，即使代建军真的是生前烧死，也绝不是在车祸发生的现场，而另有第一现场。这个迷团只有148团派出所的相关人员才能解开！

一个鲜活的生命就这样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不愿看到事实真相被永远地掩盖下去。因为只有揭开事实真相，死者的冤魂才能告慰，公平正义才能得到伸张，社会的和谐才能得以实现。

编辑：方圆

相关报道： 2004年6月21日：工人日报第三版《一位农工的离奇死亡》http://www.grrb.com.cn/news/news_detail.asp?news_id=184705&type_id=0

           2003年10月21日：都市消费晨报A12、13版

《一个司机凌晨的蹊跷死亡》

绝不能让犯罪分子逍遥法外——与代家人、张银保、夏绮心情一样迫切的是追求正义和公理的人们，期待着案情早日真相大白，相关责任人早日得到法律的严惩。

 难道真的有人对生命妄下如此毒手？那究竟是怎样惨绝人寰的一幕？代新红说，直到如今哥哥之死仍然是一团迷，究竟谁应对他的死承担法律责任？

 笔者就代新红所提供的录像、照片等资料，专门请教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某知名医院著名外科专家。专家称，就死者残留的齐刷刷的断腿骨而言，刀劈、斧砍都办不到，应该是锯断的。

他们，是计划经济时代的由劳动部门安置的正式工人，曾过着劳动强度最重、地位最低、待遇最差、痛苦最深的包身工一样的生活。如今卷进市场经济的浪潮中，大都已经年老体衰。他们没有“三险”，没有生活保障，是城市里工作最苦却最易被人漠视的人——搬运工。

今年四月底笔者接到福建永定县坎市20多名老搬运工人的投诉信，信中称：我们是永定县搬运公司的退休、在职失业职工，我们工作时承担着常人所不能承受的重体力工作，为永定县的搬运事业奉献了一辈子。但是，退了休却不能享受退休人员的待遇。永定县坎市搬运站的四名领导专横跋扈，将搬运站作为他们的私有财产，对工人非打即骂，想怎么着就怎么着……我们多次向上级有关部门反映，但问题始终得不到解决。特去信给您，希望能替我们申张正义，帮助我们维护合法权益。

近日笔者专程赶到龙岩市进行深入调查。

据了解，坎市搬运站是全县最大的且效益最好的搬运单位，担负着全永定县火车站、汽车物质的装卸任务。工作时间全天候，同110接警一样随叫随到，收入分配是按劳取酬。八十年代,搬运一类货物每吨一元钱，二类货物每八毛钱，三类货物六毛钱。单位与工人的分配比例为4:6，工人每月报销两元医疗费，一年分一条一公尺的白布做垫布。一件上衣为劳动服，最高每月收入180元，这在当时工资是比较高的。为了保住这个饭碗，工人们每天要在烈日下、雨水中搬运货物。每箱五、六百斤的玻璃、两百斤重的白糖全靠一个人搬运，用他们自已的话说“简直不是人干的活”，就是这样超负荷的工作，使他们耗费的体力相当大，再加上营养不足，很多工人落下了残疾。这些老工人为社会贡献了全部青春年华，为永定县的搬运工作默默奉献了一辈子，如今年老体衰，却没有任何退休待遇。

笔者走访了几位老退休工人，倾听了他们多舛的身世。

林万山，今年六十岁，1970年6月26日响应党的号召从厦门市上山下乡至永定县湖雷公社罗滩大队插队，1979年6月20日由原永定县革命委员会劳动科安排做了一名正式搬运工。林万山告诉笔者，1989年搬运站领导安排他在县化肥厂做搬运工，化肥厂大修期间，因对氧焊工具的乙炔瓶保管不善而发生爆炸，致使9岁的儿子、14岁的内弟被炸身亡，因人身损害赔偿问题与永定县化肥厂产生诉讼。搬运站站长卢汉才，不但不同情我的遭遇，反以我破坏搬运站与化肥厂的关系为由，强行停止我的工作，我多次向县交通局申诉，但却不到任何答复，为了生活下去我只好带着妻子、儿女返回岳父母家谋求生活出路。

何宝生，因境贫寒15岁接替父亲在搬运站工作，被安排在化肥厂装肥料，每袋50斤的化肥。压得我腰酸背疼，在车站。200斤重的一袋白糖也要一个人装车，由于劳累，请个假都要扣分，生了病搬运站从不给报销，96年，我由于超负荷工作，劳累过度得了严重的心脏病及腰肌劳损，由于住院无钱治疗而向站里借款，站里不但不借反而将我除名。

   曾祥清，这位从原铁道兵十三师退伍的连级干部，在部队时为国家的铁路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退伍时由于考虑到在搬运站工作虽然辛苦，但收入高一些，为了养家糊口，还是在坎市搬运站一干就是近20年，由于长期的积劳成疾，使他也落下严重的疾病，不得不退职回家，而坎市搬运站却以种种借口未给他任何待遇。

与大多数搬运工一样，曾祥清积劳成疾，多次手术，却难以挽回健康。

调查中笔者了解到，在永定县交通局交通运输八个搬运站123名退休及在职失业的工人中多数因过度劳作而重病在身，他们退休、失业后而无一人享受退休及三险待遇，究其原因，是搬运系统的主管部门----永定县交通局对他们漠不关心，对这些老工人的合理要总是以各种借口搪塞。

据了解：123名搬运系统职工6年来一直要求县交通局解决他们的退休社保和在职失业人员安置问题，交通局即不向县人民政府报告情况，又没有制定措施解决职工的合理要求。在这种情况下全县搬运职工曾经采取过激行为，2005年6月份两次封闭交通局大门，交通局干部只能从后门进出上、下班。而永定县坎市搬运站的领导们在县交通局个别领导的支持怂恿下无视国家的法律法规，将坎市搬运站作为自己的私有财产，在永定县人大召开联席会议期间（即2005年12月6日—12月31日）以70万元的价格突击贬卖县财拨款建设的座落在坎市街红桥头的搬运站综合大楼,  （面积约计300平方米，四层建筑按市价可值200万元以上）。擅自瓜分国有集体资产，以个人行为代替法律，按照坎市搬运站四名干部的说法：“你们这些穷搬运工，不是要维权吗?我们情愿拿钱摆平有关领导，也不给你们上保险！”

据悉，永定县交通局已退休的第三任局长卢锦彬曾在2004年交通局党组会上痛心疾首地对现任局长江庆洪讲，你们少去香港考察（旅游）一趟的费用就够给搬运系统工人办理社保了！这些工人为永定县做了贡献，该为他们的处境着想了！

在常人眼里，搬运工的工作只不过机械地帮乘客拿拿行李，搬卸货物而已。而笔者经过与福建永定县搬运公司几名老搬工的接触交谈，了解到他们紧张的工作中的酸甜苦辣以及他们对命运的无奈。

他们是最朴实、最平凡的劳动者，按照我国《劳动法》的规定，应该拥有的保障他们却没有得到。他们不相信坎市搬运站四名干部的丑行能够得惩，始终坚信相关部门会本着以人为本的思想，还这些曾经的包身工一个公平的世界，使他们老有所养，老有所依。